北京商标注册介绍专利挖掘的技巧

作为一个在企业工作的技术人员或者项目管理人员，经常会碰到专利问题。如何开展专利编写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专利挖掘工作，专利挖掘听起来很专业，实际上确实专利挖掘的过程确实是很专业，就是一般人不怎么会的意思。专利挖掘的含义是在技术研发或产品开发中，对所取得的技术成果从技术和法律层面进行剖析、整理、拆分和筛选，从而确定用以申请专利的技术创新点和技术方案，那么专利挖掘的技巧有哪些呢？北京商标注册公司为您介绍。

1、有想写专利的想法时，要召集公司的技术人员（包括现场工艺人员和实验室研发人员）进行头脑风暴，头脑风暴的主题是公司的产品或者竞争对手的产品还存在哪些可以开发的地方，确定好专利的主题。

2、确定好专利主题之后，安排技术人员进行相应主题专利的检索，包括中文的和英文的专利，在检索完成之后需要对专利进行阅读，分析所搜到的专利的撰写目的以及其所撰写的产品或方法任然存在的不足。

3、技术人员将各自检索到的专利的目的和不足进行汇总，然后在进行一次头脑风暴，根据其他专利上存在的不足想出自己可以撰写的专利的目标。

专利挖掘的基本操作思想是从全局宏观的视野来进行观察并准确选取切入点和重点：

1、从产业链和技术链的高度指导专利挖掘，专利挖掘的技术性、专业性很强，只有从技术创新项目所属产业，所属技术领域进行相对宏观的整体观察，才能明显提升专利挖掘的整体层次，既考虑技术创新点本身，又考虑到技术创新点在产业链，技术链上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真正做到“见树又见林”。

2、从现有技术对比出发，聚焦差异和贡献进行专利挖掘。大凡专利技术，往往离不开现有技术的支撑，专利的新颖性和创造性要求，其根本就在于要求该技术创新现对于现有技术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和技术贡献，可见，在专利挖掘中，一定要立足于现有技术，找出创新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的差异，并聚焦此差异，确定技术创新方案对于现有技术的真正贡献。

3、从培育完善专利组合的角度进行专利挖掘，专利挖掘并不仅是对散落整体技术解决方案之中、具有实质性技术贡献的孤立技术点的挖掘，更重要的是通过全面充分的挖掘，培育建立起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专利组合。

4、从尽早识别专利风险的角度进行专利挖掘，在专利挖掘过程中注重专利风险的早起识别，非常重要的好处是，企业可以及早调整技术方案、改变技术方向或者采取替代技术手段，既能减少技术研发的沉没成本，又能节省技术研发的宝贵时间，还能对企业无法规避的专利风险能够及早采取措施。

以上是关于专利挖掘的技巧，专利挖掘是专利制度的基础和源泉，知识产权专员的精耕细作以及其与技术专家的良好配合能从根本上促进专利制度的良性发展，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帮助。

商标改动及商标转让是企业经营与开展过程中维护企业重要财物，躲避信息危险的有效途径。当企业地址改动、申请人发作改动时，需求处理商标转让仍是商标改动的问题让许多企业头疼不已。商标变更和商标转让的不同。商标转让意义不同：商标改动，指商标注册人对其名义、地址、代理人、文件接收人或许指定产品等注册事项所做出的改动。商标改动仅仅主体称谓发作改动，商标权力不发作搬运。   

商标转让，指权力人依据自己的毅力，依照必定的程序经过签定转让合平等方法，将自己享有的注册商标权转让给别人。商标转让是不同主体间发作的商标权力搬运，存在法定的权力分界时刻——受让人自商标转让核准布告之日起即享有商标专用权。

流程不同 《商标法施行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则，改动商标注册人名义、地址或许其他注册事项的，应当向商标局提交改动申请书。改动商标注册人名义的，还应当提交相关挂号部分出具的改动证明文件。商标改动由商标注册人一方提出，当商标局收到申请材料后，受理通知书也只需发送给商标注册人一方。   

《商标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则，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签定转让协议，并一起向商标局提出申请。商标转让申请是由转让人和受让人两边一起提出，当商标局收到申请材料后，将一起向转让人、受让人两边宣布受理通知书。商标改动和商标转让的差异能够更简化一些：商标改动是同一主体在商标权力不发作搬运的情况下，对企业相关注册事项所做出的调整。商标转让涉及到注册人及受让人两边，是发作在不同主体间的商标权力搬运。商标注册费用总是变来变去?  

由于国家商标局依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要求，会不定期对商标注册费用进行调整。而商标代理公司则会依据商标局官方收费和商场情况调整价格。依据规则，我国的商标注册作业都要递交到北京的国家商标局进行处理，因而，其他省份的商标代理组织所需成本会稍高一些，相对的，这些代理组织所收取的费用也会随之添加。

商标具有的特征：

（1）商标是用于产品或效劳上的符号，与产品或效劳不能别离，并依附于产品或效劳。  

（2）商标是差异于别人产品或效劳的象征，具有格外显著性的差异功用， 然后便于消费者辨认。  

（3）商标是由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象征和色彩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的可视性象征。  

（4）商标具有独占性。注册商标所有人对其商标具有专用权、遭到法令的维护，未经商标权所有人的答应，任何人不得私行运用与该注册商标一样或相类似的商标，不然，即构成侵略注册商标权所有人的商标专用权，将承当相应的法令责任。 

（5）商标是一种无形资产，具有价值。商标代表着商标所有人出产或运营的质量诺言和公司诺言、形象，商标所有人经过商标的构思、规划、请求注册、广告宣传及运用，使商标具有了价值，也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商标的价值能够经过评价断定。商标能够有偿转让，经商标所有权人赞同，答应别人运用。 

（6）商标是产品信息的载体，是参加市场竞赛的东西。出产运营者的竞赛即是产品或效劳质量与诺言的竞赛，其表现形式即是商标知名度的竞赛，商标知名度越高，其产品或效劳的竞赛力就越强。

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了8种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情况，除该条款规定的例外情形，凡属这8种情况涵盖范围内的标识，均系绝对禁止使用。在商标授权确权案件中，如果诉争商标构成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情形，那么，商标审查过程中，审查人员应秉持何种主观裁量进行判断？

在相关诉讼中，又该如何适用绝对理由的审理标准？两个裁定均被撤销2013年，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此案第三人）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下称商标局）申请注册商标“公式”，指定使用在第7类“柴油机(陆地车辆用的除外)；汽油机(陆地车辆用的除外)”等商品上。

2006年，某自然人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商标“公式”，指定使用在第7类“柴油机；汽油机”等商品上，2016年该商标转让至此案第三人名下。2016年，两名印度籍自然人分别针对上述两商标，以诉争商标文字同印度的国家名称相同为由，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经审查，对两案诉争商标作出维持注册的结论，理由为：“诉争商标文字为印地语，同英语INDIA，为印度国名，但消费者对印地语知晓程度有限，因此不会将其识别为印度国名。”

上述两名印度籍自然人对两案裁定均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被诉裁定。在这两起案件中，相关争议焦点是，两个诉争商标文字指向印度国名的“事实”，是否可以依据我国消费者的主观认知而改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同外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但经该国政府同意的除外。

该规定中的国家名称，包括中文和外文的国家名称的全称、简称等形式，并不以我国境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知为限。被诉裁定对此认定有误。原告诉求得到支持庭审中，原告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焦点问题进行了阐述。一是诉争商标文字仅指向印度国名，未形成明确的其他含义，且该文字的使用并未获得印度国家政府的同意，已构成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中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中规定的国家名称，无论以何种形式，均不应仅以我国消费者的认知为限。亦即，我国境内相关公众对印地语的认知水平如何，并不能改变诉争商标文字指向印度国名这一事实。在无证据表明诉争商标文字的使用已经获得印度共和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应依据法律和事实对诉争商标宣告无效。

此外，在先司法判例：如(2017)京行终5508号行政判决中就认定“在适用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时应当从严掌握法律适用的标准”。其原因在于中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是出于政治上严肃性的考虑，意在避免此类禁用标志的使用和注册妨碍有关国家使用其象征主权的标记的权利，或有损其国家尊严，进而对相关国家的国名等给予充分的法律保护。二是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及适用，悖离了诚实信用原则，严重影响到我国同行企业的有序日常经营。

由于质量及价格的比较优势，长期以来中国柴油机生产厂商应印度客户委托进行代生产柴油机后出口至印度， 并在产品上标注“BHARAT”（印度）作为产源标识之用。但由于此案第三人蓄意将诉争商标在海关备案，导致相关柴油机生产厂商的出口货物被查扣。除非这些柴油机生产厂商被迫同意与此案第三人和解，否则将难逃处罚，从而导致巨大的财产及人力损失，严重影响到这些同行企业的日常经营。此外通过查询，原告还发现此案第三人通过或无差别复制，或进行简单字母添加、组合，或通过将字母变形的形式，注册了大量中国乃至印度的知名柴油机商标，并在相同类似商品上予以注册。

原告认为，这一行为是典型的商标囤积行为，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公共秩序以及公共利益。判决具有参考意义在商标审查实践中，对于绝对理由的审查，针对的是商标本身固有的不可注册性，主要考察诉争商标是否具有作为商标注册、使用的固有属性以及是否符合公共政策，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等。在商标授权确权案件中，对于违反包括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在内的绝对理由的标识，除法律条文规定的例外情况外，应严格遵照事实与法律规定，如果仅以消费者的认知为转移，显然与商标法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相违背。

正如(2018)京行终2710号行政判决中所述，“相对于损害特定民事主体利益的禁止商标注册的相对理由条款而言，绝对理由条款的个案衡量空间应当受到严格限制，对是否有害于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进行判断的裁量尺度不应变动不居”。

因此，两案判决结果一方面维护了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另一方面，两案进一步明确了针对绝对理由的审理标准，即公众认知不应影响关于诉争商标文字与禁用条款规定情形之间对应关系的判断，对司法实践亦有积极的指导性意义。